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去年大转星对农村用户来说确实是一件实事、好事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地区“看电视难”的问题。“但对广电来说，仅仅通过功率较小的传输星，仍没法达到十七大要求的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’要求，”王联说，“通俗地讲，就是城市用户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，农民兄弟一样也应该享受到。从技术角度讲，只有直播星能做到近乎完全的覆盖，因此直播星发射与运营首先是一项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。”

　　“首先，中星6B及鑫诺3号传输容量小，不能将所有国内卫视节目通过一颗卫星上传输，对用户来说，要看到所有节目就必须买两个锅；其次，传输星发射功率较小，要实现高清晰接收，锅的直径非常大，增加了用户成本和故障率。专门的直播星传输功率大、接收天线直径小，可以很好地解决个体接收问题；另外，直播星能够传输的节目非常多，并彻底解决了安全接收问题。”王联进一步解释道，“所谓安全性，主要指不允许个人用户收看境外频道，另外要防范针对我国广播电视卫星的非法攻击。”

　　说到这里，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一个敏感的字眼——“129号令”。

读懂129号令：限制境外频道

“129号令”是直播星的“紧箍咒”，只要一念直播星就难以运营——但似乎是业界和大众对“129号令”的一种误读，因为其监管的核心重点主要不在“直播卫星”，而是“境外频道”。

国务院在1993年10月5日颁布了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规定》，即129号令。其中第九条明文规定：“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”，如有特殊需要可提交申请并经过审批。

为此，在直播星的问题上，很多人认为129号的修改甚至取消是直播星正常运营的前提，也是决定直播星“钱”景的必要条件。

“我们需要结合历史背景，真正读懂129号令，”王联说，“当时我国没有自己的直播星，也没有上星节目，用户如果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后，接收到的都是境外节目。因此，当时采取了‘一刀切’的办法，要求所有个人不能收卫星境外节目。”

从这个角度看，当我国自己的直播卫星发射升空、并有大量境内节目开始传送时，129号令的监管原则并不存在修改之必要。对于具体的限制个人接收条款，“用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融通并不难，”王联认为，“实际上，作为法律法规，其整体修改需要一整套严格的流程规范，耗时较长。目前，通过直播星解决农村广播电视覆盖是中央布置的重要工作，广电总局与发改委已联合下发通知，对直播星的应用领域、生产及销售模式、用户接收都做出详细规定，即面向农村、专营专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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